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
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
主任是轮流坐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
。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
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
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
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
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
。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
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
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
一国书》，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
，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
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
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
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
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
。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
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
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
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京派”并没有人
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
（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
。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