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第二部分2
检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问她是什么时
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然的口吻说,这好像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又以一种嘲
讽的口气说他并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这时候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他的职责使
他不得不超越礼仪习俗。于是,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和她发生关系那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是在检察官的坚
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的住所。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询了那一
天的电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玛丽自己说那天放的是什么电影。玛丽用一种几乎是苍白的声音说,那天放的是
一部费南代尔的电影。她说完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候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严肃,伸出手指指着我,
用一种在我听来极为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
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关系,还在电影院看喜剧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
是一片寂静。可是,忽然间,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说还有别的事情,刚才那些是别人逼她讲的违心
话,说她非常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一个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接下去马松说话了,人们已经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等到萨拉玛诺
,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追忆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和妈妈无话可说,也是
因为这样,我才把妈妈送进了养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萨拉玛诺说。但是似乎没有人理解。他被带出
去了。
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雷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事实
。他要雷蒙等着被提问,然后回答。他们要他明确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借机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被
害人的妹妹。但是庭长问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悲剧根
源的那封信怎么会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已经起了太多
坏作用。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也出于
偶然;我的证词完全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仓库管理员”,但检
察官朝着陪审团宣布,证人干的是拉皮条的污秽行当,而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无耻的事,由
于牵扯到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雷蒙想自我辩护,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庭长要他们先让检察官
说完。检察官说:“我没有太多要说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雷蒙。“是的,”雷蒙回答,“这是我的一个
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着我。我回答:“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
,说道:“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去干了件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理由就去杀人,
只为了结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快没耐心了,他举起胳膊,长袍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衫上的条条褶皱
,大声喊道:“说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
上他的法袍,义正词严地说,需要有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天真质朴才能不感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壮的
、本质的关联。“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个控告
在听众那里似乎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动摇了,我知道事态对
我来说并不乐观。
审讯结束了。走出法院上车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了夏天夜晚的气息和色彩。在这飞奔着的昏暗囚室里,
我仿佛是从疲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听到了那些熟悉的声音,它们来自这座我热爱过的城市,来自某些我曾感到满
意的时刻。已经轻松起来的空气中,飘荡着卖报人的吆喝声、小公园里还未散去的鸟叫声、卖三明治的小贩的喊叫
声、电车在城里急转弯时的呻吟声,还有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天空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随性地勾画出一条
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路线。是的,这是我曾经感到满意的时刻,但已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盈
而无梦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好像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
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宁的睡眠。
04
听见别人谈论自己总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大家对我
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更多。不过,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
,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有罪,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借口。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约
觉得尴尬。尽管我心里忧虑,但我偶尔也想加入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话,这
对您更有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把我撇在了一边。这一切都在进展着,而我不能有任
何干涉。我的命运被发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地,我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对他们说:“追根究底,谁才
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但是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况且,我得承认,人的兴趣点
总不会持续太久的。比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让我厌烦了。只有那些与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一些手势和大段独
白,还能使我震惊,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从心底里就觉得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先
生们,我会提供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接着还有这个罪恶灵魂在其精神状
态驱使下,对我投出的隐晦目光。”他总结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强调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纪,第
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带玛丽回家。这时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
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就是玛丽,不是什么情妇。接着,他谈到了雷蒙的事情。我发
现他看事情倒还是很清晰的。他所说的,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我和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一个“
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挑衅。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
又一个人回去。我按照预谋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做干净了”,我又沉着地、坚定
地开了四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件的线索为你们勾勒出来了,这一切,说明了这个人是
如何在对情况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件,不是一个可以酌情
轻判的、未经考虑的偶然事件。先生们,这个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也听到他说的话了,不是吗?他知道如
何回答问题。他深知言辞的分量。我们应该说,他充分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人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怎么平常人身上的一些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变成了无可推卸
的罪名。至少,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直到我又听见他说:“他有表示过悔恨吗?从来没有,先
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对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表示过受到了触动。”这时候,他转向我,用
手指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我并没有对我的行为有多少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的态度让我惊讶。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向他解释说我从
来不会真正对什么事情感到后悔,我关心的总是今天或者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我
自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和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现出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意。我试着继续听下去,因为
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经试图探索我的灵魂,但他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人性,至
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在我这里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他又说,“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
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在法庭上,宽容这种美德是消极的,它应该转变为正义这种美德,这虽然没那么容易,却是
更为高尚的。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大家所见的程度,它正在变成一口深渊,整个社会都可能陷进去。
”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在辩论时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冗
长得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只能感到这个早晨的炎热。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用低沉的、坚决的声
音说:“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审判一宗穷凶极恶的罪行——弑父罪。”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超出人类想
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能够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给他带来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让
他感到的憎恶来说,是相形见绌的。在他看来,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
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它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为,并且使
它合法化。“我相信,先生们,”他提高了嗓门说,“如果我说,坐在这板凳上的男人也犯了与这个法庭明天要审
理的案件相同的罪,你们是不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
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称说我和这个社会毫无关系
,因为我蔑视它最根本的规则,而且我也不能指望这颗人类的心,因为我对它最基本的反应根本一无所知。“我向
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说,“而在我这样向你们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时
也请求处死一个罪犯,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这艰难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一种迫
切而神圣的命令,因为我在面对这张除了残忍别无其他的脸时,感觉到一种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大厅里寂静了许久。我呢,我已经由于酷暑和惊讶而头昏脑涨了。庭长咳嗽了几下,用极其低沉的
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
拉伯人的。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太懂我的辩护模式,他说他很乐意在我的律师发言之
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举动背后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滑稽,因为我说是因为
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很快,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候不早了,已经审了好几
个小时了,他请求下午再审。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搅动着大厅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摆动。我觉得我
律师的辩护词大概永远也说不完了。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听,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
,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
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我觉得这还是在把我排斥在事件之外,把我视作不
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替代了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审判庭很远了,再说,我觉得我的律师也很可笑
。他很快以挑衅为由进行辩护,接着,他也开始谈起了我的灵魂。不过在我看来他远没有检察官有才华。“我也一
样,”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和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恰恰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
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派人,一个靠谱的职员,不知疲惫地忠于自己的雇主,受到大家的爱
戴,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看来,我是个模范儿子,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赡养母亲,最后,因为我希望
养老院能够给这位老妇人提供一种我自己给不了的舒适,我才把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
”他又补充说,“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必须证明此类机构的用处和伟大,只需要说,那是国
家资助的就行了。”只不过,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里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也因为
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论我的灵魂,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了一摊没有颜色的水,看
得我头晕眼花。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要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响声从大街上穿射到大厅里和法
庭上,最后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记忆向我袭来,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我最
简陋却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夏天的气息、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和连衣裙。我在这个地方一切的徒
劳这时候都涌上我的喉头,我只迫切地想让一切结束,好让我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说了什么,
我只听见一点点。他大吼着说陪审团是不会把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神那儿去的,他还要求考虑那些能够
从轻发落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背负上了杀人的罪,这将是永远的悔恨,是最确定的刑罚。法庭中止了审讯,我的律
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和他握手,我听到他们说:“太棒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来找我求
证,他对我说:“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时分的惬意。我们都在那儿,等着
。其实大家一起等着的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灰上
衣的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使我想起来,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一眼
。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像是在说
:“总算结束了。”我看见她有点儿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与世隔绝,我甚至没有能够回应
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开审。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杀人罪”……“预谋”……“酌情减轻”。陪审
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那间小屋子里,之前我也是在里面等候的。我的律师来找我,他口若悬河,并且用从未有过
的自信和亲切对我说,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只须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的
话,有没有机会撤销原判。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
说,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下来看,这也是非常
自然的。不然的话,就有太多公文废纸了。“无论如何,”我的律师说,“上诉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审判结果会
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钟之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他说:“庭长要宣读答复了。您要等到宣读
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门咯吱作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着,我听不出他们的远近。接着,我听见一个低沉
的声音在大厅里读着什么。铃又响了,被告席的门开了,大厅里的寂静向我涌来,伴随着这种寂静的,是一种油然
而生的奇特感觉,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了别处。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
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认清了在所有
这些脸上读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
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于是他们把我带走了。
05
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
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我又被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
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我躺着,双手枕
在脑袋下面,等待着。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
,割断警方的绳索。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
翻。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
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仅此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
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
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
奔跑。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
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
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
全是另一个结果。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
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
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我没见过他。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
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他还
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
自然的。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觉得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想到有那么一个
早晨,我从警察的绳索后面得到了自由,再想到另一方面,我作为观众来看热闹,事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些
,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我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么一想之后,我立刻感觉
浑身冰冷,不得不蜷缩到被窝里,我的牙齿不自觉地打战。
但是,人当然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
根本的就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调解很多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发明一种化
学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我想的的确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
经过我反复琢磨,冷静思考后,我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一点都没有。总之,受刑者是一劳永逸
地死定了。那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一种已经选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了的协议,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
如果万一,脑袋没有砍下来,那就得再砍一次。于是,令人郁闷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靠谱。我觉得这是
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得承认,一个完美安排的全
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不得不在精神上与之合作。他最好希望一切照计划运行,不要发生意外。
我还发现,直到如今,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不那么正确的看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断头台,是要通过一级一级台阶,爬到架子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是想说,因为
关于这个断头台的问题,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早晨,我想起了一张报纸上刊登过的照片,
是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很多。很奇怪,我竟
然早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
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了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得不说,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
走到机器跟前,就像碰到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人厌。若是通过台阶登上断头台,就像升天一样,想象力也能得
以飞升。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垮一切:一个人被处死,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种死,带着一点羞辱
和极大的准确性。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总在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事实上,我总是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去想它。我躺
着,望着天空,努力使自己对天空产生兴趣。天空变成了绿色,傍晚降临了。我又加了一把劲,想转变一下思路。
我听着自己的心,我不愿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
想象出某个短暂的片刻,我心脏的跳动不再传到我的脑子里。但只是徒劳,黎明和我的上诉还在那里。最后我只能
跟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来的,我知道。总之,我整夜整夜地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不喜欢被逮个措手不及。如果有什么
事要降临到我头上,我更喜欢清醒地存在于现场。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只在白天稍微睡一下,而在一个又一个
的夜里,我耐心地等待着曙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昏惑不明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在那时候行动
的。一过午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并分辨出那么多差异细微的声响。另外,应该说
,这段时间里,我还算运气不错,因为我从来没听见过脚步声。妈妈以前常说,一个人总不会完全只有痛苦。当天
空泛出色泽,新一天悄悄钻进我的牢房时,我觉得她说的真是有道理。当然还因为,我本该是要听到脚步声的,我
的心本该紧张到炸裂的。哪怕是一点点最细微的移动声,也会使我扑到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发狂似的
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嘶哑得像一条狗在喘气,我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总之,我的心没有炸裂开来,我
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念头。我盘算着我的结局,我从这种思考中获得了最
大的收益。我总是做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得去死。”比别人死得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
是谁都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论是哪种情
况,别人都会继续活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反正总归是
我去死,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后。这时候,我的推理中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内心感
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激动。不过,如果我真要是想到二十年后我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了。人既是
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些都不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困难的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
”所代表着的一切推理),如果我的上诉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这时,只有到这时,我才可以说是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来允许自己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了特赦。这个假设中
令人苦恼的是,必须将我血液和肉体的冲动控制得不那么狂热,不因为发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灼痛。我必须竭力压
制住这种呐喊,对它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这种假设中,我还要表现得一如平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
设。一旦我成功做到了,我就能赢得一小时的安宁。这毕竟也不容易。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接待神父。我正躺在那里,天空中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夏天傍晚的临
近。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且感到血液在我身体里正常地循环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父。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
到了玛丽。她已经好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想她可能已经厌倦了当一个死刑犯的情妇;我
也想到,她有可能是病了,或者死了。这都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如今我们两具肉体已经分开,而这分开的肉体之外
,也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思念,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另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去关心她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很明白,我死以
后,人们也会把我忘了。他们和我不再有什么瓜葛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残忍无情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父进来了。我看到他之后,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
时他都不是这个时间点来的。他回答我说,这完全是一个友好访问,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对我的上诉也一
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边上。我拒绝了。但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蔼可亲的。
他坐了一会儿,胳膊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他的双手。那双手细长而苍劲,让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双手
紧挨着,慢慢搓着手掌,然后他就这样待着,一直低着头。我感觉他坐了好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他在那
儿了。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的脸,他问我:“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
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用不着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
手贴在大腿上。他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有把握,但事实上并没有。他看起来甚至都不是在对我说话。
我没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怎么看呢?”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可能不确定什么是我真正感
兴趣的事情,但我非常确定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他跟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不看我了,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
害怕,这是很自然的。“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说,“所有我认识的和您情况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他。”
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证明了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想要别人帮助我,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
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了。
这时候,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袍子上的褶皱。整理完之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
友”,对我说,他这样和我说话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但是
我打断了他,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种安慰。“当然了,”他也同意了我的说法,“
但是就算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候您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如何接受这个可怕的考验呢?”我回
答说,我现在怎么接受它,到时候也会是怎么接受它的。
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伎俩我很熟悉,我常常和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这样闹
着玩,一般说来,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我立刻就明白了神父也很熟悉这伎俩,因为他的目光非常笃定。他的声
音也不颤抖,他对我说:“所以您就一点都不怀有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彻底地死去吗?”
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这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而我,我只是感
到他开始让我厌烦了。这回轮到我转过身去,走到天窗底下,我用一个肩膀靠着墙。我听到他又开始询问我了,我
有意无意地听着。他的声音听起来焦虑又急切。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于是我听得认真了些。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并不算什么,上帝的正
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我的罪孽并没有因此被洗刷掉。我对他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他
们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为此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该再对我有更多的要求了。这时,他又站
了起来,我想在这样一间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是想活动活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坐下,要么站起来,只能这
样了。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停下,好像不敢再往前走一样。他透过一条条铁栅栏望向天空。“您错了,我
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或许,我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是什么要求呢?”
“我想要求您看。”“看什么?”
牧师四下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特别疲惫,他回答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渗透着痛苦,我知道。我每一次看
到它们,心中都充满着忧虑。但我心底知道,你们当中最苦痛的人,就从这些晦暗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
浮现出来。我想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点儿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墙壁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对它们,比我对世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要熟悉。也许
,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脸,但是那张脸上有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但我也
只是白费力气,因为我没有找到。现在,都结束了。总而言之,从这些渗透着什么的石头上,我没看见有什么东西
浮现出来。
神父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阳光流泻在我的额头。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
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回答。他转身,朝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您就这么爱这个
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就这样背着我站了很久。他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压抑,也很烦躁。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
,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但那并不
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回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
知道那是怎样的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能让我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说完,我立刻跟他
说我受够了。他还想和我说说上帝,但我朝他走去,我试图跟他最后解释一遍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把它
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回答
他,他不是我的父亲,就让他去做别人的父亲吧。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我的儿子,我和您同在。但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被蒙蔽了。我为您祈祷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好像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爆裂了,我扯着喉咙大喊,我辱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
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心底喜怒夹杂的悸动一股脑儿地浇注到他身上。他的神情不是如此地确定吗?然而他所有
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
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
都是确信的。是的,我有的,也不过是这种确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
以前是有理的,我现在依然有理,我永远都是有理的。我曾经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我曾经干过某件事,我没有干过另一件事。那么,之后呢?好像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样一个黎
明,我被证明是清白的。没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清楚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
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
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和
他一样的幸运儿却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人的死亡、对于一位母亲的爱,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上帝、他
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懂?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儿。这世上只有幸运儿。其他
人也一样,有一天他们也要被判刑。他也一样,他也会被判刑。被控杀人,只因为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泣而被处决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同样重要。那个机器人一般的小女人、马松的巴黎小女人,或者想
和我结婚的玛丽,一样都有罪。雷蒙是不是我朋友,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要紧呢?玛丽今天把嘴唇
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能懂吗?这个被判了刑的人,从我未来的深处……喊出了这一切,我感
到窒息。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父从我手里抢过去,看守们威胁我,而神父却要他们平静下来,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
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他走以后,我恢复了平静。我精疲力竭,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的
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
阵清凉。夏天睡着了,它那美妙的安宁宛若一阵潮水,涌入我的身体。此刻,长夜将尽,汽笛声鸣响起来,它们宣
告着这个世上的一次次启程,而这个世界,已经永远地,与我无关了。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感觉自
己理解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玩起了“从头来过”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养老
院里,一个个生命行将消逝,而那四周包裹着它的黑夜,如同一场忧伤的间歇。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
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我也一样,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从头
来过。好像这场勃然的怒火净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启示与星斗的夜,我第
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
,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
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
候和我发生关系的。她说了个日子。检察官以一种漠然的口吻说,这好像是妈妈死后的第二天。接着他又以一种嘲
讽的口气说他并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这时候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他的职责使
他不得不超越礼仪习俗。于是,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和她发生关系那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是在检察官的坚
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的住所。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询了那一
天的电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玛丽自己说那天放的是什么电影。玛丽用一种几乎是苍白的声音说,那天放的是
一部费南代尔的电影。她说完的时候,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候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严肃,伸出手指指着我,
用一种在我听来极为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
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关系,还在电影院看喜剧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不用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
是一片寂静。可是,忽然间,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说还有别的事情,刚才那些是别人逼她讲的违心
话,说她非常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一个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接下去马松说话了,人们已经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直的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等到萨拉玛诺
,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追忆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和妈妈无话可说,也是
因为这样,我才把妈妈送进了养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萨拉玛诺说。但是似乎没有人理解。他被带出
去了。
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雷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事实
。他要雷蒙等着被提问,然后回答。他们要他明确和被害人的关系。雷蒙借机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被
害人的妹妹。但是庭长问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悲剧根
源的那封信怎么会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已经起了太多
坏作用。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也出于
偶然;我的证词完全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仓库管理员”,但检
察官朝着陪审团宣布,证人干的是拉皮条的污秽行当,而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无耻的事,由
于牵扯到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雷蒙想自我辩护,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但是庭长要他们先让检察官
说完。检察官说:“我没有太多要说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雷蒙。“是的,”雷蒙回答,“这是我的一个
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着我。我回答:“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
,说道:“还是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去干了件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理由就去杀人,
只为了结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快没耐心了,他举起胳膊,长袍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衫上的条条褶皱
,大声喊道:“说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
上他的法袍,义正词严地说,需要有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天真质朴才能不感到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悲壮的
、本质的关联。“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这个人,他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个控告
在听众那里似乎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动摇了,我知道事态对
我来说并不乐观。
审讯结束了。走出法院上车的时候,有一刹那,我又感觉到了夏天夜晚的气息和色彩。在这飞奔着的昏暗囚室里,
我仿佛是从疲倦的深渊里,一点一点听到了那些熟悉的声音,它们来自这座我热爱过的城市,来自某些我曾感到满
意的时刻。已经轻松起来的空气中,飘荡着卖报人的吆喝声、小公园里还未散去的鸟叫声、卖三明治的小贩的喊叫
声、电车在城里急转弯时的呻吟声,还有港口上方黑夜降临前天空的嘈杂声,这一切又在我心中随性地勾画出一条
我在入狱前非常熟悉的路线。是的,这是我曾经感到满意的时刻,但已是很久以前了。那时候,等待我的总是轻盈
而无梦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好像画在夏日天空中的熟
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宁的睡眠。
04
听见别人谈论自己总是很有意思的,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在检察官和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大家对我
的谈论是很多的,也许谈我比谈我的罪更多。不过,这些辩护词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膊,说我有罪
,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伸出双手,宣告我有罪,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宽恕的借口。但是,有一件事让我隐约
觉得尴尬。尽管我心里忧虑,但我偶尔也想加入进去说几句,但这种时候,我的律师就会对我说:“您别说话,这
对您更有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在处理这件案子时,把我撇在了一边。这一切都在进展着,而我不能有任
何干涉。我的命运被发落,完全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地,我想打断所有人的话,对他们说:“追根究底,谁才
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话要说!”但是想来想去,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况且,我得承认,人的兴趣点
总不会持续太久的。比如,检察官的控诉很快就让我厌烦了。只有那些与全局无关的只言片语、一些手势和大段独
白,还能使我震惊,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从心底里就觉得我杀人是有预谋的。至少,他试图证明这一点。就像他自己所说:“先
生们,我会提供证据,我将提出双重的证据。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实,接着还有这个罪恶灵魂在其精神状
态驱使下,对我投出的隐晦目光。”他总结了妈妈死后的一系列事实。他强调了我的冷漠,不知道妈妈的年纪,第
二天跟一个女人去游泳、看电影,而且还是费南代尔的片子,最后还带玛丽回家。这时候,我花了好久才搞明白他
在说什么,因为他说“他的情妇”,而对我来说,那就是玛丽,不是什么情妇。接着,他谈到了雷蒙的事情。我发
现他看事情倒还是很清晰的。他所说的,看起来倒头头是道。我和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引出来,然后让一个“
道德可疑”的男人去羞辱她。我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挑衅。雷蒙受伤了,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
又一个人回去。我按照预谋的,打死了阿拉伯人。我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做干净了”,我又沉着地、坚定
地开了四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情就是这样,先生们,”检察官说,“我把这一系列事件的线索为你们勾勒出来了,这一切,说明了这个人是
如何在对情况有充分认知的前提下,杀了人。我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宗普通的杀人案件,不是一个可以酌情
轻判的、未经考虑的偶然事件。先生们,这个人,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你们也听到他说的话了,不是吗?他知道如
何回答问题。他深知言辞的分量。我们应该说,他充分地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听着,我听见人们认为我聪明。但我不太明白,怎么平常人身上的一些优点,到了罪犯身上,就变成了无可推卸
的罪名。至少,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不再听检察官说话,直到我又听见他说:“他有表示过悔恨吗?从来没有,先
生们。在整个预审的过程中,这个人没有一次对自己犯下的可怕罪行表示过受到了触动。”这时候,他转向我,用
手指指着我,继续对我横加指责,而事实上,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我并没有对我的行为有多少悔恨。但是他这样激烈的态度让我惊讶。我真想亲切地、甚至友爱地向他解释说我从
来不会真正对什么事情感到后悔,我关心的总是今天或者明天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况下,我
自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和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现出友好,也没有权利拥有善意。我试着继续听下去,因为
检察官说起我的灵魂来了。
他说,陪审员先生们,他曾经试图探索我的灵魂,但他一无所获。他说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灵魂、没有人性,至
于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在我这里都是行不通的。“当然,”他又说,“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他不能得到的,我们
也不能怪他没有。但是在法庭上,宽容这种美德是消极的,它应该转变为正义这种美德,这虽然没那么容易,却是
更为高尚的。特别是,当这个人的心已经空虚到大家所见的程度,它正在变成一口深渊,整个社会都可能陷进去。
”这时,他又说到我对待妈妈的态度。他重复了在辩论时说过的话,但是他的话要比谈到我的杀人罪时多得多,冗
长得以至于到了最后,我只能感到这个早晨的炎热。最后,他停下了,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用低沉的、坚决的声
音说:“先生们,这个法庭明天将审判一宗穷凶极恶的罪行——弑父罪。”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超出人类想
象。他斗胆希望人类的正义能够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但是,他敢说,这一罪行给他带来的憎恶,比起我的冷漠让
他感到的憎恶来说,是相形见绌的。在他看来,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亲手杀死父亲的人,是要以同样
的罪名退出人类社会的。在任何情况下,前者都是为后者的行动做准备的,它以某种方式预示了这种行为,并且使
它合法化。“我相信,先生们,”他提高了嗓门说,“如果我说,坐在这板凳上的男人也犯了与这个法庭明天要审
理的案件相同的罪,你们是不会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大胆的。因此,他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
擦因出汗而发亮的脸。最后他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坚定不移地完成它。他宣称说我和这个社会毫无关系
,因为我蔑视它最根本的规则,而且我也不能指望这颗人类的心,因为我对它最基本的反应根本一无所知。“我向
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他说,“而在我这样向你们请求时,我的心情是轻松的。在我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时
也请求处死一个罪犯,但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这艰难的职责得到了补偿、平衡和启发,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一种迫
切而神圣的命令,因为我在面对这张除了残忍别无其他的脸时,感觉到一种憎恶。”
检察官坐下了,大厅里寂静了许久。我呢,我已经由于酷暑和惊讶而头昏脑涨了。庭长咳嗽了几下,用极其低沉的
声音问我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站了起来,因为我很想说话,我就有点儿没头没脑地说,我不是有意要打死那个阿
拉伯人的。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不太懂我的辩护模式,他说他很乐意在我的律师发言之
前,先让我说清楚我的举动背后的动机。我说得很快,有点儿语无伦次,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滑稽,因为我说是因为
太阳。大厅里有人笑了起来。我的律师耸了耸肩,很快,他们就让他发言了。但是他说时候不早了,已经审了好几
个小时了,他请求下午再审。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搅动着大厅里厚重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扇子都朝着一个方向摆动。我觉得我
律师的辩护词大概永远也说不完了。有一阵子,我还是认真听了听,因为他正说道:“的确,我是杀了人。”接着
,他继续用这种口吻,每次说到我的时候,他都说“我”。我很诧异。我侧身朝着一个法警,问他这是为什么。他
叫我闭嘴,过了一会儿,他跟我说:“所有的律师都这么干。”我觉得这还是在把我排斥在事件之外,把我视作不
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替代了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审判庭很远了,再说,我觉得我的律师也很可笑
。他很快以挑衅为由进行辩护,接着,他也开始谈起了我的灵魂。不过在我看来他远没有检察官有才华。“我也一
样,”他说,“我也仔细探索了这个灵魂,但是和检察院的这位杰出代表恰恰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还
可以说,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个正派人,一个靠谱的职员,不知疲惫地忠于自己的雇主,受到大家的爱
戴,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在他看来,我是个模范儿子,在能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赡养母亲,最后,因为我希望
养老院能够给这位老妇人提供一种我自己给不了的舒适,我才把母亲送入了养老院。“先生们,我感到奇怪的是,
”他又补充说,“大家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因为说到底,如果必须证明此类机构的用处和伟大,只需要说,那是国
家资助的就行了。”只不过,他没有提到下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里的漏洞。但是由于这些长句,也因为
他们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论我的灵魂,我产生了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变成了一摊没有颜色的水,看
得我头晕眼花。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要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响声从大街上穿射到大厅里和法
庭上,最后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记忆向我袭来,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我最
简陋却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夏天的气息、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和连衣裙。我在这个地方一切的徒
劳这时候都涌上我的喉头,我只迫切地想让一切结束,好让我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说了什么,
我只听见一点点。他大吼着说陪审团是不会把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神那儿去的,他还要求考虑那些能够
从轻发落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背负上了杀人的罪,这将是永远的悔恨,是最确定的刑罚。法庭中止了审讯,我的律
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和他握手,我听到他们说:“太棒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来找我求
证,他对我说:“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时分的惬意。我们都在那儿,等着
。其实大家一起等着的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灰上
衣的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使我想起来,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一眼
。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像是在说
:“总算结束了。”我看见她有点儿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与世隔绝,我甚至没有能够回应
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开审。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杀人罪”……“预谋”……“酌情减轻”。陪审
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那间小屋子里,之前我也是在里面等候的。我的律师来找我,他口若悬河,并且用从未有过
的自信和亲切对我说,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只须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的
话,有没有机会撤销原判。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
说,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下来看,这也是非常
自然的。不然的话,就有太多公文废纸了。“无论如何,”我的律师说,“上诉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审判结果会
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钟之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他说:“庭长要宣读答复了。您要等到宣读
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门咯吱作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着,我听不出他们的远近。接着,我听见一个低沉
的声音在大厅里读着什么。铃又响了,被告席的门开了,大厅里的寂静向我涌来,伴随着这种寂静的,是一种油然
而生的奇特感觉,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了别处。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
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认清了在所有
这些脸上读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
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于是他们把我带走了。
05
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
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我又被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
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我躺着,双手枕
在脑袋下面,等待着。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
,割断警方的绳索。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
翻。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
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仅此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
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
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
奔跑。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
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
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
全是另一个结果。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
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
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我没见过他。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
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他还
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
自然的。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觉得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想到有那么一个
早晨,我从警察的绳索后面得到了自由,再想到另一方面,我作为观众来看热闹,事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些
,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我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么一想之后,我立刻感觉
浑身冰冷,不得不蜷缩到被窝里,我的牙齿不自觉地打战。
但是,人当然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
根本的就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调解很多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发明一种化
学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我想的的确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
经过我反复琢磨,冷静思考后,我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一点都没有。总之,受刑者是一劳永逸
地死定了。那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一种已经选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了的协议,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
如果万一,脑袋没有砍下来,那就得再砍一次。于是,令人郁闷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靠谱。我觉得这是
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得承认,一个完美安排的全
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不得不在精神上与之合作。他最好希望一切照计划运行,不要发生意外。
我还发现,直到如今,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不那么正确的看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断头台,是要通过一级一级台阶,爬到架子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是想说,因为
关于这个断头台的问题,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早晨,我想起了一张报纸上刊登过的照片,
是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很多。很奇怪,我竟
然早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
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了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得不说,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
走到机器跟前,就像碰到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人厌。若是通过台阶登上断头台,就像升天一样,想象力也能得
以飞升。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垮一切:一个人被处死,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种死,带着一点羞辱
和极大的准确性。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总在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事实上,我总是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去想它。我躺
着,望着天空,努力使自己对天空产生兴趣。天空变成了绿色,傍晚降临了。我又加了一把劲,想转变一下思路。
我听着自己的心,我不愿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
想象出某个短暂的片刻,我心脏的跳动不再传到我的脑子里。但只是徒劳,黎明和我的上诉还在那里。最后我只能
跟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来的,我知道。总之,我整夜整夜地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不喜欢被逮个措手不及。如果有什么
事要降临到我头上,我更喜欢清醒地存在于现场。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只在白天稍微睡一下,而在一个又一个
的夜里,我耐心地等待着曙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昏惑不明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在那时候行动
的。一过午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并分辨出那么多差异细微的声响。另外,应该说
,这段时间里,我还算运气不错,因为我从来没听见过脚步声。妈妈以前常说,一个人总不会完全只有痛苦。当天
空泛出色泽,新一天悄悄钻进我的牢房时,我觉得她说的真是有道理。当然还因为,我本该是要听到脚步声的,我
的心本该紧张到炸裂的。哪怕是一点点最细微的移动声,也会使我扑到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发狂似的
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嘶哑得像一条狗在喘气,我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总之,我的心没有炸裂开来,我
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念头。我盘算着我的结局,我从这种思考中获得了最
大的收益。我总是做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得去死。”比别人死得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
是谁都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论是哪种情
况,别人都会继续活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反正总归是
我去死,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后。这时候,我的推理中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内心感
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激动。不过,如果我真要是想到二十年后我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了。人既是
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些都不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困难的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
”所代表着的一切推理),如果我的上诉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
这时,只有到这时,我才可以说是有了权利,以某种方式来允许自己考虑第二种假设:我获得了特赦。这个假设中
令人苦恼的是,必须将我血液和肉体的冲动控制得不那么狂热,不因为发狂的快乐而使我双眼灼痛。我必须竭力压
制住这种呐喊,对它进行理智的思考。在这种假设中,我还要表现得一如平常,这样才能使自己更能接受第一种假
设。一旦我成功做到了,我就能赢得一小时的安宁。这毕竟也不容易。
也是在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又一次拒绝了接待神父。我正躺在那里,天空中某种金黄的色彩使人想到夏天傍晚的临
近。我刚刚放弃了我的上诉,并且感到血液在我身体里正常地循环流动。我不需要见神父。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
到了玛丽。她已经好多天没给我写信了。那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想她可能已经厌倦了当一个死刑犯的情妇;我
也想到,她有可能是病了,或者死了。这都是合乎情理的。既然如今我们两具肉体已经分开,而这分开的肉体之外
,也没有任何东西联系着我们,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彼此思念,我又怎么能知道呢?另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她死了,我也就不再去关心她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我很明白,我死以
后,人们也会把我忘了。他们和我不再有什么瓜葛了。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残忍无情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神父进来了。我看到他之后,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要害怕。我对他说,平
时他都不是这个时间点来的。他回答我说,这完全是一个友好访问,与我的上诉毫无关系,其实他对我的上诉也一
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床上,请我坐在他边上。我拒绝了。但我觉得他的态度还是很和蔼可亲的。
他坐了一会儿,胳膊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他的双手。那双手细长而苍劲,让我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双手
紧挨着,慢慢搓着手掌,然后他就这样待着,一直低着头。我感觉他坐了好久,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忘了他在那
儿了。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眼睛盯着我的脸,他问我:“您为什么拒绝接待我?”我回答说,我不相信上帝。他想知道
我是不是确定,我说我用不着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朝后一仰,靠在墙上,两
手贴在大腿上。他说,他注意到有时候一个人自以为有把握,但事实上并没有。他看起来甚至都不是在对我说话。
我没吭声。他看了看我,问道:“您怎么看呢?”我回答说那是可能的,无论如何,我可能不确定什么是我真正感
兴趣的事情,但我非常确定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他跟我说的事情,恰恰是我不感兴趣的。
他不看我了,但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姿势,问我这样说话是不是因为极度的绝望。我对他解释说我并不绝望,我只是
害怕,这是很自然的。“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说,“所有我认识的和您情况相同的人,最后都皈依了他。”
我承认那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证明了他们还有时间。至于我,我不想要别人帮助我,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对我不感
兴趣的事情再发生兴趣了。
这时候,他气得两手发抖,但是他很快挺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袍子上的褶皱。整理完之后,他称呼我为“我的朋
友”,对我说,他这样和我说话不是因为我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他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判了死刑的。但是
我打断了他,我说这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种安慰。“当然了,”他也同意了我的说法,“
但是就算您今天不死,以后也是要死的,那时候您就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您将如何接受这个可怕的考验呢?”我回
答说,我现在怎么接受它,到时候也会是怎么接受它的。
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两眼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伎俩我很熟悉,我常常和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这样闹
着玩,一般说来,他们最后都移开了目光。我立刻就明白了神父也很熟悉这伎俩,因为他的目光非常笃定。他的声
音也不颤抖,他对我说:“所以您就一点都不怀有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彻底地死去吗?”
我回答说:“是的。”
于是,他低下了头,又坐了下来。他说他怜悯我,他认为这对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而我,我只是感
到他开始让我厌烦了。这回轮到我转过身去,走到天窗底下,我用一个肩膀靠着墙。我听到他又开始询问我了,我
有意无意地听着。他的声音听起来焦虑又急切。我知道他是动了感情,于是我听得认真了些。
他说他确信我的上诉会被接受,但是我背负着一桩我应该摆脱的罪孽。据他说,人类的正义并不算什么,上帝的正
义才是一切。我说正是前者判了我死刑。他说我的罪孽并没有因此被洗刷掉。我对他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是罪孽,他
们只告诉我,我是个犯人。我是个犯人,我为此付出代价,除此之外,不该再对我有更多的要求了。这时,他又站
了起来,我想在这样一间狭窄的囚室里,他要是想活动活动,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坐下,要么站起来,只能这
样了。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停下,好像不敢再往前走一样。他透过一条条铁栅栏望向天空。“您错了,我
的儿子,”他对我说,“我们可以向您要求更多。或许,我将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是什么要求呢?”
“我想要求您看。”“看什么?”
牧师四下望了望,我突然发现他的声音特别疲惫,他回答说:“所有这些石头都渗透着痛苦,我知道。我每一次看
到它们,心中都充满着忧虑。但我心底知道,你们当中最苦痛的人,就从这些晦暗的石头中看见过一张神圣的面容
浮现出来。我想要求您看的,就是这张面容。”
我有点儿激动了。我说我看着这些墙壁已经好几个月了,我对它们,比我对世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要熟悉。也许
,很久以前,我曾在那上面寻找过一张脸,但是那张脸上有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的火焰:那是玛丽的面容。但我也
只是白费力气,因为我没有找到。现在,都结束了。总而言之,从这些渗透着什么的石头上,我没看见有什么东西
浮现出来。
神父带着一种悲伤的神情看了看我。我现在全身靠在墙上,阳光流泻在我的额头。他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
他很快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回答。他转身,朝墙走去,慢慢地把手放在墙上:“您就这么爱这个
世界吗?”我没有回答。
他就这样背着我站了很久。他待在这里,让我觉得很压抑,也很烦躁。我正要让他走,让他别管我,他却突然转身
,对着我大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的话。我确信您曾经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但那并不
比盼望成为富人、盼望游泳游得更快或者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得更为重要。那都是一回事。但是他拦住了我,他想
知道那是怎样的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就朝他喊道:“一种能让我回忆现在这种生活的生活!”说完,我立刻跟他
说我受够了。他还想和我说说上帝,但我朝他走去,我试图跟他最后解释一遍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把它
浪费在上帝身上。他试图改变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为“先生”,而不是“我的父亲”。这可把我惹火了,我回答
他,他不是我的父亲,就让他去做别人的父亲吧。
他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我的儿子,我和您同在。但是您不能明白,因为您的心被蒙蔽了。我为您祈祷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好像什么东西在我体内爆裂了,我扯着喉咙大喊,我辱骂他,我叫他不要为我祈祷。我
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心底喜怒夹杂的悸动一股脑儿地浇注到他身上。他的神情不是如此地确定吗?然而他所有
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
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
都是确信的。是的,我有的,也不过是这种确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
以前是有理的,我现在依然有理,我永远都是有理的。我曾经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本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我曾经干过某件事,我没有干过另一件事。那么,之后呢?好像我一直等待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样一个黎
明,我被证明是清白的。没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我很清楚为什么。他也清楚是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
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
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和
他一样的幸运儿却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人的死亡、对于一位母亲的爱,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所说的上帝、他
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懂?他懂吗?大家都是幸运儿。这世上只有幸运儿。其他
人也一样,有一天他们也要被判刑。他也一样,他也会被判刑。被控杀人,只因为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泣而被处决
,这又有什么要紧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同样重要。那个机器人一般的小女人、马松的巴黎小女人,或者想
和我结婚的玛丽,一样都有罪。雷蒙是不是我朋友,塞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要紧呢?玛丽今天把嘴唇
伸向一个新的默尔索,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能懂吗?这个被判了刑的人,从我未来的深处……喊出了这一切,我感
到窒息。但是已经有人把神父从我手里抢过去,看守们威胁我,而神父却要他们平静下来,他静静地看了我片刻,
眼里噙满了泪水。他转过身去,走了。
他走以后,我恢复了平静。我精疲力竭,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的
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
阵清凉。夏天睡着了,它那美妙的安宁宛若一阵潮水,涌入我的身体。此刻,长夜将尽,汽笛声鸣响起来,它们宣
告着这个世上的一次次启程,而这个世界,已经永远地,与我无关了。长久以来第一次,我想起了妈妈。我感觉自
己理解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玩起了“从头来过”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养老
院里,一个个生命行将消逝,而那四周包裹着它的黑夜,如同一场忧伤的间歇。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
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我也一样,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从头
来过。好像这场勃然的怒火净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启示与星斗的夜,我第
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
,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
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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