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
授说过，阅读经典的好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确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本
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
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
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
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
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订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
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
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
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照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
“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
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
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
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
，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
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
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
，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
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
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
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按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使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
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
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
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
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
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
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
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
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
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
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朱自清
三十一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