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这个节日不仅提醒做子女的要爱自己的父亲，也提醒身为人父之人要有一个父亲该有的样子。
做父亲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讲更是如此。很多小爸爸自己尚且还以宝宝自称，在教育子女
上难免有失当之处。
当然，每个父亲都是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成为父亲的，成就子女就是在成就“父亲”这个身份。就我所知道的
父亲中，翻译家傅雷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教育孩子的父亲。他的儿子傅聪能成长为钢琴家与他的栽培息息相关。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对父子身上看到父亲何以成为父亲，子女何以成为子女。
画家刘抗在一篇文章中这样介绍傅雷父子：“没有傅雷，自然没有傅聪，这不只是生物学上的理由，也是精神
教育的问题，傅聪会有今日的造诣，一部分是他本身刻苦自励的成果，一部分是受傅雷人格的感化和学养的
灌输，傅雷引领他进入音乐的世界，也教导他东西方的知识， 更使其关切人文艺术方面的智慧……”
傅聪自己也深知父亲对他的影响，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对我影响最大，别人问我，是不是你父亲，我说从
一开始，父亲就培养我独立思考。我看父亲，不单是从儿子的角度看，我父亲是一个真正的人，是活的榜样，
这个无形的榜样，成为我的一部分。”
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
傅雷很早就发现了傅聪的天赋所在。1957年他写了《傅聪的成长》一文，文中说： “傅聪三四岁，站在小凳
上，头刚好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
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 ‘不管他将来
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7岁半让他开始学钢琴
的。”
此后，傅雷在儿子学琴和做人上都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傅聪为此受了些皮肉之苦，很多人也因此认为傅雷的教育
方法是虎爸式教育法。傅聪在后来回忆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小时候经常挨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念书特别笨?”
又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但傅雷这种严格教育的好处在日后才渐渐显现，傅聪说：“我小时候念的东西，到外国这么多年，还根深蒂固，
……他在我小时候播的种子，居然在我心中扎得这么深 ……”
当然，傅雷绝非只采取虎爸式这一种教育方法。傅聪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他很会讲故事，
更善于用启发式教育我，比如《论语》里蕴藏着什么道理，他从来没有给我解释过，一定要我解释给他听，然后
他会旁敲侧击，他就是用事情来启发我。”
至于那些严格与苛刻，傅雷也有反省。《傅雷家书》的第一封信中，傅雷就说：“……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消释
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
只是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
或许正是这种怒目圆睁与和风细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使傅聪的音乐天赋得到了最好的挖掘和发挥。
她惊讶于傅聪每天练琴长达八个小时，连自己都无法做到。
傅聪8岁半开始学琴，9岁师从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意大利钢琴家梅帕器。3年后，梅帕器逝世，傅聪坚持自学。
14岁到17岁，因为抗日战争迁居昆明，中止学琴。抗战结束，返回上海，紧跟苏联钢琴家博隆斯丹夫人继续
学习。1年后，因老师移居加拿大，又继续自学。20岁，傅聪赴波兰求学，坚持每天八小时的练琴时间。
1955年1月13日，傅聪的钢琴老师博隆斯丹夫人给傅雷去信，谈及傅聪的钢琴练习情况。她惊讶于傅聪每天
练琴长达八个小时，连自己都无法做到。
如此毅力，换来的是国际乐坛竞赛第三名的骄人成绩。而在此五年前，傅聪还是个连《悲怆奏鸣曲》都无法
弹好的人。
对于傅聪的此番努力和成绩，父亲傅雷欣喜又不忘鼓励，他说：“可见为了获得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
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挫折。我时时刻刻要提醒你，想着过去的艰难，让你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
勇气去克服，不至于失掉信心！人生本是没穷尽没终点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呢：这不过是一个
光辉的开场。”
跑过马拉松的人都知道，在半程的时候是最容易放弃的，唯有毅力强大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人生就是一场
全马拉松，不容放弃，只有奔跑。
傅雷是把儿子当做艺术家来栽培的。
傅雷是把儿子当做艺术家来栽培的。对“艺术家”和“艺”如何理解，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我们常把“艺”当作某种不必人人具备的特长，或者是某种需要投入大量金钱去追求而并不见得有所回报的奢侈
投资。而把“艺术家”，视为某种高深莫测、高不可攀，有时又有点虚头巴脑的称号。
真正的“艺”，不是一个人身上的多余之物，而是让人过上整全生活的必备教养。对艺术的学习，是让人得以
成人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指那些拥有艺术技艺，并在艺术中实现完整自我的人。
“艺”，在古时候是左右结构的一个字。左边，是土上生出嫩芽的形象；右边，是人手握器物的形象。也
就是说，“艺”最初的意思是人们借劳动工具在土地上耕作，使种子发芽成材。可见“艺”本来就有“栽培”
之意。
栽培，可以是傅雷对儿子傅聪这样的互相作用的栽培，也可以是一个人的自我栽培。或者说，一个艺术家的
成长，伴随着这两种栽培。
只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要栽培，首先要有种子。这个种子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大概就是不绝的爱。
《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里的大人，不是年龄意义上的成人，而是指德行高尚
的人。
《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之心，指想象力、生命力旺盛的“心”，也指单纯善良、有真
性情的心。常怀“赤子之心”的人，才配称真正的大人。
而在对赤子之心的诸多定位中，傅雷认为，最不可缺少的是“爱”，唯有内心洋溢“爱”的艺术家，才能将
最好的艺术作品呈现出来。
1956年2月29日夜，傅雷在信中指导傅聪感受莫扎特。他指出，如果只知道莫扎特的好，而无法呈现那种
好，只能证明一件事——没有和莫扎特发生真正的共鸣。没有共鸣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莫扎特产生切心之爱。
这种爱，并非庸俗的婆婆妈妈的爱，而是忘我的、热烈的、如火如荼的爱。这种爱，并非仅停留在感性认识
上，而是要通过理性分析，见识到美好事物的美好之处，继而用自己的心灵和指尖加以呈现。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有建立在了解基础上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傅雷说：“艺术家一定要比
别人更真诚。”
傅聪这件“艺术品”，正是傅雷夫妇不断雕琢的结果。
傅雷对儿子傅聪也怀抱热烈的爱。1956年10月3日清晨，他给儿子写信说：“我愈来愈爱你了，除了因为你
是我们身上的血肉所化出来的，而爱你以外，还因为你有如此焕发的才华而爱你：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
爱一切的艺术品，所以我也把你当作一般的才华，当作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
傅聪这件“艺术品”，正是傅雷夫妇不断雕琢的结果。对傅聪的教育，傅雷可以说是倾尽心血。傅聪的钢琴
启蒙是傅雷的好友雷垣完成的。为了让傅聪学习音乐，母亲朱梅馥卖掉陪嫁的首饰，给傅聪买了架钢琴，
傅雷则亲笔为傅聪抄写五线谱。全家合力，为傅聪开垦出了一片利于艺术家发芽、生长的富饶之地。
傅雷提醒傅聪，精通某一领域的艺术家，往往不止于精通这一领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三杰之一
达芬奇，除了绘画，还在建筑、雕塑、天文、物理、水利、医学、地质、机械、军事工程等方面颇有建树。
即便是达芬奇天赋奇高，也离不开他对自己的全方位栽培。
当然，傅雷并没有给儿子太大压力、太多负担，他只是要求傅聪在以学习音乐为主的人生道路上拓宽视野，
看到音乐以外的东西对音乐的滋养，而这，也离不开学习。读中外文学作品、哲学作品，学习各国语言，
了解绘画，看得懂古迹。
甚至，当傅雷听说傅聪要和他的岳父岳母一道前往阿尔卑斯山林中休养时，感到异常高兴，大自然本来就是
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山林中照样可以练琴，甚至琴艺会有更大提高。他深知，接触事物的广度和深度最终
影响的是心灵的广度与深度。
1962年9月2日，傅雷在信中再次提及贝多芬，他说：“听过你的唱片，更觉得贝多芬是部读不完的大书，他
心灵的深度、广度的确代表了日耳曼民族在智力、感情、感觉方面的特点，也显出人格与意志的顽强，飘渺
不可名状的幽思，上天下地的幻想，对人生的追求，不知其中有多少深奥的谜。”谜一样的贝多芬，是傅雷
希望傅聪学习的。
这一年，傅雷被划为右派，从此闭门谢客，门前冷落。
就在栽培傅聪的同时，傅雷夫妇处境却十分艰难。
1957年给傅聪的通信中，傅雷所写大都与政治有关。他已觉察到自己身处大变动时代，作为知识分子，势必
要受一些苦闷。这一年，傅雷被划为右派，从此闭门谢客，门前冷落。所幸，这些并没有对傅聪的音乐学习
造成太大干扰。
1957年11月5日，哥哥傅聪给弟弟傅敏去信，提及自己在苏联的演出，声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列宁格勒
简直造成了巨大轰动。他说自己需要安静，少一些人事上的接触。紧接着，他为自己的这种态度感到抱歉，
于是说：“也许我的信很奇怪，也许有一股狂妄的味道；可是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不过是希望孤独
一点，我要到音乐中去，不然我就不能问心无愧。”
艺术创作，从来都是孤独的代名词。但是，人必须是社会人。疏离社会的人会给人以狂妄的印象，这显然
不是傅聪本意。如何让社会上的人和事不对创作造成损伤？如何让孤独的创作不至于使人脱离现实生活？
这是傅雷始终为儿子操心的事。
他在信中劝告傅聪要谦虚，与普通人交接时不要显示自己艺术家的高姿态。应该把“大我”化为“小我”，
甚至化成“小小我”，以此改掉主观性太强的毛病。小心驶得万年船，懂得谦虚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10月7日，他如是写道：“一个成了名的艺术家，处处要当心，无意中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呢！我现在
顺便告诉你，就是要你以后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万和气，也不要乱批评人家，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这几句话要牢牢记住。因为不了解你的人，常常会误会你骄傲自大，无缘无故的招来了敌人。”
临行而思，临言而择。这是傅雷总结出的生活智慧。“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
这并非只是滔滔乱世才应该有的谨慎，而是做人应当有的自我修养。不怨天、不尤人，凡事反躬自省。把握
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会少很多烦恼，也就自然懂得了为人处世之道。
他明白什么是值得守护的美好事物，什么是宁愿死也不能放弃的高贵。
遗憾的是，即便如此小心，1961年被摘去右派帽子的傅雷依旧没有逃开1966年文革的大风暴。
这一年8月30日，红卫兵闯入傅雷家，查抄出了所谓的罪证。紧接着，傅雷夫妇被批斗。
侮辱太深，难以承受。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写下遗书，做了些琐事上的叮嘱。
遗书中，他说那些所谓的反党罪证——一面画着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一张登着宋美龄照片的旧画报，根本
不是家中之物。然而，百口难辩。含冤的日子比死亡让他更难面对，他愤然叹道：“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
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9月3日凌晨，夫妇二人将被单撕开，打结，系在铁窗之上，踢倒脚下的凳子，永远离开了闹哄哄的无理人世。
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时刻告诫自己谨言慎行的他，依旧逃不开洪荒般的大
潮流。后人要想领略他的生前风采，唯有通过他的译著，和在动荡中得以幸存的一封封书信。
读过《傅雷家书》的人都清楚，傅雷在和傅聪的书信往来中反复叮嘱、屡屡要求儿子要将毕生所学都用到社会
主义建设中。当他听闻儿子加入英国国籍时，觉得自己让国家受了莫大屈辱，因此卧病在床，连日不起。
傅雷从未丧失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明白什么是值得守护的美好事物，什么是宁愿死也不能放弃的高贵。
他浩荡不凡的一生告诉我，人皆有命，譬如他所遭遇的时代洪流。对于命，要接受，要认领。认命，不是
随波逐流，而是谨慎探求，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命运，把它实现出来，这便是活着的意义。
“克里斯朵夫，咱们一齐死去，预备再生吧！”
人，作为受造之物，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求与生命相配的福祉。当一个国家的局势配不上一个生命，这个
生命便无法屈辱地活了。“生”有一个本来面貌，毁了这个本来面貌的“生”没有价值。活出人样，而非
奴隶、虫豸。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生死本一体，屈辱地活着，等于死去，甚于死去。
傅雷翻译过罗曼•罗兰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简直是对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吧。但愿你们比
我们更伟大、更幸福。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作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
与复活。克里斯朵夫，咱们一齐死去，预备再生吧！”
傅雷一生都认为，人应当永葆赤子之心，对这个世界要有好奇，有热情。要以单纯的孩子的眼看这个世界，
发现真善美，创造真善美，守护真善美。一生如赤子般的傅雷严谨治学，将大量外国作品译介过来，使巴尔
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文学和思想巨人，立体地站在国人面前，丰富中国的文化宝库。
他的另一大“壮举”是培养出了傅聪这样的大音乐家。他在儿子身上所费心思远非一般父亲所能相比。
温而厉，严而慈，尺度火候把握地恰到好处。既不让儿子反感，又能给儿子以启迪。他主张做人就要做
“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
傅雷远去了，但他翻译的伟大作品，依然于世间留存，在千千万万人的手中捧着，在千千万万人的心中活着。
傅雷这个彻头彻尾的赤子，在文字里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温情与诗意的世界。有这样的人活过，
我们才有信心，好好活着。有这样的父亲活过，我们才有信心做好父亲、好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