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文坛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
这一时期的台湾作家没有前一代的文学遗产，
纵的只有中国古典文学，横的只有外国文学。
而台湾社会由农业型逐渐转向工业化的进程中，
物质文明发展得相当迅速，人们急功近利现象异常突出。
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和冲突，
特别是面对物质文明程度的快速提高，
目光锐利的知识分子们感到：
人性一方面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得到释放，
另一方面这释放了的人性又常常表现出负面效应，
从而又给自身带来了新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