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戴着钢丝边眼镜、衣服上尽是尘土的老人坐在路旁。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
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帮着推动轮轴。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
，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沉重地走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我的任
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
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那里。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那是他的故乡，所以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
他对我解释。
“喔。”
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顾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牧人，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和那副钢丝边眼镜
，于是我问他，“什么动物？”
“各式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着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着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
，期待着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的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
？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
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
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