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实在是学者的学国，我在此地两年底生活尽用于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阿克关屋（社会人类学讲室），及
曼斯斐尔学院中，竟不觉归期已近。
同学们每叫我做“书虫”，定蜀尝鄙夷他说我于每谈论中，不上三句话，便要引经据典，“真正死路”！刘锴说：
“你成日读书，睇读死你呀！”书虫诚然是无用的东西，但读书读到死，是我所乐为。假使我底财力、事业能够容
允我，我诚愿在牛津做一辈子底书虫。
我在幼时已决心为书虫生活。自破笔受业直到如今，二十五年间未尝变志。但是要做书虫，在现在的世界本不容易
。须要具足五千条件才可以。五件者：第一要身体康健；第二要家道丰裕；第三要事业清闲；第四要志趣淡薄；第
五要宿慧超越。我于此五件，一无所有！故我以十年之功只当他人一夕之业。于诸学问、途径还未看得清楚，何敢
希望登堂入室？但我并不因我底资质与境遇而灰心，我还是抱着读得一日便得一日之益底心志。
为学有三条路向：一是深思，二是多闻，三是能干。第一途是做成思想家底路向；第二是学者；第三是事业家。这
三种人同是为学，而其对于同一对象底理解则不一致。譬如有人在居庸关下偶然捡起一块石头，一个思想家要想他
怎样会在那里，怎样被人捡起来，和他底存在底意义。若是一个地质学者，他对于那石头便从地质方面源源本本他
说。若是一个历史学者，他便要探求那石与过去史实有无底关系。若是一个事业家，他只想着要怎样利用石而已。
三途之中，以多闻为本。我邦先贤教人以“博闻强记”，及教人“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底话，真可谓能得力学
底正谊。但在现在的世界，能专一途底很少。因为生活上等等的压迫，及种种知识上的需要，使人难为纯粹的思想
家或事业家。假使苏格拉底生于今日的希拉，他难免也要写几篇关于近东问题底论文投到报馆里去卖几个钱。他也
得懂得一点汽车、无线电的使用方法。也许他会把钱财存在银行里。这并不是因为“人心不古”，乃是因为人事不
古。近代人需要等等知识为生活底资助，大势所趋，必不能在短期间产生纯粹的或深邃的专家。故为学要先多能，
然后专政，庶几可以自存，可以有所供献。吾人生于今日，对于学问。专既难能，博又不易，所以应于上列三途中
至少要兼二程。
兼多闻与深思者为文学家。兼多闻与能干底为科学家。就是说一个人具有学者与思想家底才能，便是文学家；具有
学者与专业家的功能底，便是科学家。文学家与科学家同要具学者底资格所不同者，一是偏于理解，一是偏于作用
，一是修文，一是格物（自然我所用科学家与文学家底名字是广义的）。进一步说，舍多闻既不能有深思，亦不能
生能干，所以多闻是为学根本。多闻多见为学者应有底事情，如人能够做到，才算得过着书虫的生活。当彷惶于学
问底歧途时，若不能早自决断该向哪一条路走去，他底学业必致如荒漠的砂粒，既不能长育生灵，又不堪制作器用
。即使他能下笔千言，必无一字可取。纵使他能临事多谋，必无一策能成。我邦学者，每不擅于过书虫生活，在歧
途上既不能慎自抉择，复不虚心求教；过得去时，便充名士；过不去时，就变劣绅，所以我觉得留学而学普通知识
，是一个民族最羞耻的事情。
我每觉得我们中间真正的书虫太少了。这是因为我们当学生底多半穷乏，急于谋生，不能具足上说五种求学条件所
致。从前生活简单，旧式书院未变学堂底时代，还可以希望从领膏火费底生员中造成一二。至于今日底官费生或公
费生，多半是虚掷时间和金钱底。这样的光景在留学界中更为显然。
牛津底书虫很多，各人都能利用他底机会去钻研，对于有学无财底人，各学院尽予津贴，未卒业者为“津贴生”，
已卒业者为“特待校友”，特待校友中有一辈以读书为职业底。要有这样的待遇，然后可产出高等学者。在今日的
中国要靠著作度日是绝对不可能的。因社会程度过低，还养不起著作家。——所以著作家底生活与地位在他国是了
不得，在我国是不得了！著作家还养不起，何况能养在大学里以读书为生的书虫？这也许就是中国底“知识阶级”
不打而自倒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