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自律的不断加强，爱和人生经验一并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周围的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不过，
由于天赋以及成长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人生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对于人生都有各自的认识，有着或广阔或狭隘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可以说，人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对人生的认
识和了解就属于信仰的范畴。虽然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但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通常，我们对信仰的定义过于狭隘。我们认为，拥有某种信仰，就意味着要相信神灵，加入某个信徒组织，举行某
种宗教仪式。如果一个人从来不去教堂，也不相信超自然的神灵，我们就会认为他没有信仰。有的学者还发表这样
的言论：“佛教不是真正的信仰。”“一神论者没有任何信仰的成分。”“神秘主义是哲学而不是信仰。”我们容
易把信仰过于简单化和单一化，正因为如此，某些事实令我们大惑不解，比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都以基
督教徒自居？为什么和某些经常做弥撒的天主教徒相比，某些无神论者更能遵守宗教的道德规范？
我在指导新来的心理医生实习时，经常发现他们对患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毫不在意。患者不信神灵或从不参加教会
活动，并且自称没有宗教信仰，医生就认为这些患者确实没有信仰，因此也就不必再去了解其信仰。事实上，对于
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看法与信念，只是未必说出来而已。例如，患者是否认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
义的混沌状态，只有及时行乐才是最现实的活法？是否认为他们生活在人吃人的世界里，只有残酷无情的人才能变
成强者？是否认为世界充满善意，人人都会得到帮助和支援，所以任何人都不必为身处困境而过分烦恼？是否认为
世界欠他们很多？是否认为世界自有严厉的“隐形”法律，任何人行为不端，终将受到惩罚？
人们的世界观各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去甚远。医生迟早都会与患者的世界观发生冲突，甚至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
所以应该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上多下工夫。患者的心理问题，常常与世界观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于他们的治
疗，就涉及对其世界观的纠正和调整。我总是这样提醒接受我指导的实习医生：哪怕患者自称不信宗教，也要弄清
他们所信奉的东西。
一个人的信仰与世界观，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意识层面。多数患者无法体验到自己的潜意识内容，以及对世界真正的
看法和整体的观念。他们自认为笃信某种宗教，其实信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斯图尔特是位出色的企业工程师，他50多岁时，突然极度消沉起来。他的事业一帆风顺，又堪称理想的丈夫和父
亲，他却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甚至是个坏家伙。他抱怨说：“也许我哪天死掉了，对这个世界更有好处。”他的话
完全是内心感受。他感到自卑，经常失眠，烦躁不安——这是忧郁症的典型症状。他还曾两度自杀未遂。病情严重
时，他甚至无法吞咽食物。他觉得喉咙严重梗塞，有时只能进食流质食物，但是体检证明，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他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和科学工作者，对于这样的信仰，他没有怀疑也没有抱怨。他对我说：“我只相信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据说信奉充满爱心的上帝，或许对我的成长更有好处，可是我从小就听够了这一套谎言，我是不
可能再上当的。”他的童年是在观念保守、民风淳朴的美国中西部度过的，父亲是个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
不过斯图尔特长大以后，很快与家庭和宗教脱离了关系。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斯图尔特在我的鼓励下，开始对我说起他做过的短暂的梦：“我回到童年时代，回到了在明尼
苏达的家乡。我好像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我分明知道，我仍旧是现在的年龄。有一天晚上，一个男子突然走进房
间，想要割断房间里每个人的喉咙。我好像从没见过这个人，但奇怪的是，我知道他是谁——他是我高中约会过的
一个女孩的父亲。梦做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惊恐地醒过来。我知道，那个男人想割断我们的咽喉。”
我让斯图尔特尽量回忆过去，把他了解的那个男人的情况都告诉我。斯图尔特说：“其实很简单，我根本不认识他
。只是有几次，我把他的女儿送回家，或是去接他的女儿参加派对。我和她很少有过真正的约会。”他拘谨地笑了
笑，又说：“我在梦里觉得，我接触过他本人，而在现实中，我顶多是从远处望见过他。他在我当年居住的小镇火
车站当站长。夏天的傍晚，我去看火车进站，偶尔会看见他站在站台上指挥。”
他的话让我产生了共鸣。小时候，我也在火车站附近消磨过不少慵懒的夏日，也喜欢看着火车在车站进进出出。火
车站是热闹又有趣的地方，而站长是这里的总导演。他似乎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拥有无上的权力。他知道火车经过
哪些大城市，哪趟火车停靠在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站，哪趟火车会疾驰而过，一刻也不停留。站长还负责安排铁路
的转轨，设置火车进出的信号，负责收发无数邮件。他还会在车站电报室里，使用我们当时无法理解的密码，与世
界各地保持联系。
我对斯图尔特说：“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我想你的潜意识中，可能有一部分是信仰上帝
的——你信仰的是个可怕的、想割别人喉咙的上帝。”
我的怀疑没有错。斯图尔特也意识到，他有一种古怪而可怕的信仰——世界被邪恶的势力所操控，它想割开他的喉
咙。任何冒犯或者错误的行为，都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他心目中的冒犯或者错误，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调情行
为，例如偷偷亲吻站长的女儿。他表现出的症状，就是头脑中自我惩罚的潜意识。他希望通过被人割断喉咙这样的
意象，来逃避上帝对他的惩罚。
斯图尔特的心里，为什么隐藏着邪恶的神灵与邪恶的世界？这种消极的观念从何而来？人们怎样形成各自的信仰？
世界观的形成取决于哪些因素……这些问题很复杂，本书无法一一解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信仰都来自其文
化环境。欧洲人大概认为上帝应该是白人，非洲人则相信上帝是黑人。印度人更容易成为印度教徒，并形成相对悲
观的世界观；生长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人大多会信奉基督教，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比印度教徒乐观得多。我们通
常很容易接纳周围人的信仰，并把口耳相传的东西视为真理。
形成信仰的基本因素来自我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父母是我们信仰的培植者，他们的影响不仅在于话语，更在于他们
处事的方式。比如，他们之间如何相处？他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兄弟姐妹？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
？如果说世界是大宇宙，那么家庭就是小宇宙，在家庭的见闻和感受，决定了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言行
举止，为我们创造了独有的外在世界，在此基础上，我们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
“我同意你的说法。”斯图尔特说，“是的，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上帝，他会割断我们的喉咙，可我不清楚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小时候，父母就说：‘上帝是爱芸芸众生的，我们也要去爱上帝和耶稣，而且爱无所不在
。’”
“既然如此，想必你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是吗？”
他瞪大眼睛说：“你是在开玩笑吗？我根本不幸福。我的童年太痛苦了。”
“为什么痛苦呢？”
“我几乎天天挨打。皮带、木板、扫把，都是父母教训我的工具。不管做错什么，我都会挨打。他们还说，每天打
我一顿，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而且能促进我的道德修养。”
“他们是否威胁过要掐死你，或割断你的喉咙？”
“没有。不过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小心谨慎的缘故，不然他们真的可能那样做。”说到这里，斯图尔特突然停住了
，他沉默了好久，脸上露出沮丧的神情。他面色凝重地说：“我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斯图尔特不只是唯一相信“恶魔上帝”的人，另一些患者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提到上帝，他们就感到恐惧。当
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恶魔上帝”的观念并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形。我说过，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就像是神
和上帝，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就是宇宙间的至高法则。孩子对所谓神性的了解，往往来自父母的人性——父母充
满爱心，悲天悯人，孩子们就会相信上帝充满爱心，普度众生。这样，即便到了成年，在他们的心中，世界仍和童
年时一样，充满爱和温暖。假如父母言而无信，睚眦必报，孩子成年后就会感觉世界充满邪恶。从小得不到关心的
孩子，长大后就会缺乏安全感，对世界充满戒心和敌意。
我们的信仰和世界观，常常取决于童年经历的影响，这就构成信仰与现实的对立，也就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对立。
在斯图尔特心中，世界充斥着邪恶和凶险。童年时代，他必须严格地遵循“家庭小宇宙”的法则，不然喉咙就会被
上帝割断。他生活在近乎残暴的成年人的阴影之下。当然，并非所有父母都像斯图尔特的父母那样不可理喻。在世
界这个“大宇宙”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同的孩子和父母。
要建立与现实相适应的信仰与世界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增进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突破自我界限，涉足更广
阔的领域，修正我们的地图。斯图尔特的信仰和世界观，可能仅仅适用于他成长的家庭，而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
他的认知显然不切实际。尽管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生活在恐惧中，认为上帝随时会割断他的喉咙，这是典型的移情
现象。许多成年人的信仰，其实正是移情的产物。
我们毕竟不是超人，无法超越文化、父母和童年经验的影响，只能依据狭窄的人生参照系来待人处事。人们的感受
和观点起源于过去的经验，却很少意识到经验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他们对自己的世界观并没有完整而深
入的认识。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家布兰恩特·韦吉曾对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深入研究，发现美国人和俄国人
在对人性、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上存在着惊人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双方的交往和谈判，而双方却浑
然不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美国人觉得俄国人怪里怪气，在谈判桌上的言行不可理喻，甚至可能心存歹意，而俄
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同样的反感。我们都熟知“盲人摸象”的寓言，其实我们就像寓言里去摸大象的瞎子，没人知道
这个巨大的怪物究竟是什么样。我们一味坚持自己的“小宇宙观”，为此不惜与别人对抗，不惜把每一场争执扩大
化，甚至将其演变成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