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两篇文章合集
一、“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到江平，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
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
么？你犯在我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
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
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
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
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
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
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认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
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不是事实。罗素先生说，不能因此以为埃及人
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
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由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
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
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古籍里多的是，从孔孟
以来，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会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满，打算加以批判。但
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长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
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一
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论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是看怎么个用
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
（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
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
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是说虽然这
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
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
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理、滥用。实际上，没有
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
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
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来，他肯定是在
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
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力。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
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力。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力，我倒无
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
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二、极端体验
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我虽没见过他，但能想象出他的样
子：以为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几个朋友出城郊游。走到一处野外的饭馆，朋友们决定在此
吃午饭。大家入席以后，李赤起身去方便。去了就不回来，大家也没理会。忽听外面一声暴喊，大家循声赶去，找
到了厕所里。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这景象够吓人。幸亏有位上厕所的先生撞见了。惊叫
一声，迟了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把他拔出来，打来清水猛冲了几桶。还好，李赤先生还有气，冷水一激又缓了过
来。别人觉得有个恶棍躲在厕所里搞鬼，把李赤拦腰抱起，栽进了粪桶里，急着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说，是自
己掉进去的。于是众人大笑，说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让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却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队
员，向前跳水的动作也不是非常熟练，怎么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粪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李赤的故事古书
里提到了多次，《唐文粹》里有柳宗元的《李赤传》，《酉阳杂》里好像也有，都提到了李先生跳粪桶里或跳茅
坑，但都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跳。我忽然发现，这件事我能解释：
有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
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golden show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这才
是真正惊世骇俗的嗜好。据说在纽约和加州某些俱乐部里，有人在口袋里放块黄手绢，露出半截来，就表明自己有
这种嗜好。我觉得李赤先生就有这种嗜好，只是他不是让别人往头上浇，而是自己要往里跳。这种事解释得太详细
了难免恶心，我们只要明白极端体验是个什么意思就够了。
现在是太平年月，大约在三十年前吧，整个中国乱哄哄的，有些人生活在极端体验里。这些人里有几位我认识，有
些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大院里的叔叔、阿姨。他们都不喜欢这种横加在头上的极端体验，就自杀了：跳楼
的跳楼，上吊的上吊，用这种方法来解脱苦难。也许有些当年闹事的人觉得这些事还蛮有意思的，但我劝他们替死
者家属想想。死者已矣，留给亲友的却是无边的黑夜……
然后我就去插队，走南闯北，这种事情见得很多。比方说，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讲几句
话，就叫他们起来“撅”着。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小。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一
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撅在大家伙面前，头在上腚在下，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罢。当然，现在
不叫地富，大家都是社员了。做出了这项决定的人虽然已不在世了，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总而言之，那是一个
极端体验的年代；虽然很惊险、很刺激，但我一点也不喜欢。不喜欢自己体验，也不喜欢看到别人体验。现在有些
青年学人，人已经到了海外，拿到了博士学位和绿卡，又提起那个年代的种种好处来，借某个村庄的经验说事儿，
老调重弹：想要大家再去早请示、晚汇报、学老三篇，还煞有介事地总结了毛泽东思想育新人的经验。听了这些
话，我满脊梁乱起鸡皮疙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但有人不同意这种想法，，比方
说，李赤先生。大家宴饮已毕，回城里去，走到半路，发现他不见了。赶紧回去找，发现他又倒栽进了粪桶里。这
回和上回不同，拖出来一看，他已经没气了。李赤先生的极端体验就到此结束——一玩就把自己玩死，这可是太极
端了，没什么普遍意义。我觉得人不该淹死在屎里，但如你所见，这是庸人之见，和李赤先生的见解不同——李赤
先生死后面带幸福的微笑，只是身上臭烘烘的。
我这个庸人又有种见解：太平年月比乱世要好。这两种时代的区别，比新鲜空气和臭屎的区别还要大。近二十年
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有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
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年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
不肯改。现在能太太平平，看几本书，写点小文章，我就很满意了。我可不想早请示、晚汇报，像文化革命里那样
穷折腾。至于海外那几位学人，我猜他们也不是真喜欢文化革命——他们喜欢的只是那时极端体验的气氛。他们可
不想在美国弄出这种气氛，那边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只想把中国搞得七颠八倒，以便放暑假时可以过来体
验一番，然后再回美国去，教美国书、挣美国钱。这主意不坏，但我们不答应：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
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