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法学和新中国建立前历史上的法学，都是剥削阶级的法学。
尽管其中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了对法律现象的某些方面、某些过程的真理性认识，
特别是对有关法律的技术问题、形式问题和法律的运作问题的认识甚至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
但是由于受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多重局限，它们没有揭示出法的本质和法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法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法律现象的学科的总称。
马克思主义法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同时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对以往法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了其中进步的思想和正确的认识成果，
从而把法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以往的法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鲜明的特征：第一，
以往法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唯心史观为基础。有的认为法与经济无关，
有的则否认经济对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法学，
它认为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不是凭空产生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第二，以往的法学大多试图掩饰和否认自己的阶级倾向性，主张法学是超阶级的，
是“公共意志”的体现。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法学是不存在的，
法学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对一定阶级有利的社会制度服务的。
第三，以往法学大多认为法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而马克思主义法学则认为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随着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随着国家的消亡，阶级意义上的法也将会趋于消亡。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法学研究的核心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对法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是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总的方法论代替法学自身的方法论。
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外，法学还有自身的方法论。日常使用的法学方法论主要有社会调查的方法、
历史调查的方法、分析和比较的方法、词义分析的方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分析方法等。
学习和研究法理学，有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提高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法律文化水平，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
同时有助于为学习其他部门法学乃至整个法律科学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从人们对法的认识过程来看，法的第一层次本质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统治阶级利用掌握国家政权这一政治优势，有必要、也有可能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
然后体现为国家的法律。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意志不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各党派、
集团及每个成员的个别意志，也不是这些个别意志的简单相加，而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
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这种共同意志或根本意志是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的反映。
法的第一层次的本质是意志，但这绝不是说法是以这种意志为基础的，
更不意味着这种意志创造了社会经济关系。
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所处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指人类社会所包括的地理环境、人口、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诸方面，其中主要指统治阶级赖以建立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
从根本上说，法决定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法的产生、
变更和消灭都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这也意味着，
法不是统治阶级任性和专横的表现，它不应当违背客观历史条件，不应当违背客观规律。
法的物质制约性和法的阶级意志性是法的不同层次的本质属性。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体，
两者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截然对立起来。
若片面强调法的阶级意志性，则可能导致法律的“唯意志论”；若片面强调法的物质制约性，
甚至以物质制约性否定阶级意志性，则将导致法律的“宿命论”。
只有全面理解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正确理解法的本质。
法的第二层次的本质，即物质生活条件、经济条件，
指的是对法的第一层次的本质，即阶级意志的内容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但阶级意志的内容还受到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和这些因素归根结底在由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相互作用。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
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在分析法的本质时，不应忽略这些因素。
如果将经济条件理解为法的阶级意志内容的惟一决定因素，实际生活中无数现象就无法理解了。
比如，几个国家或一个国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虽然经济制度或经济发展水平是一样的，
但它们的法律却可以存在千差万别的情况。如果不认真分析经济以外的因素，就无法正确解释其种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