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质学家，丁文江一生游历。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也许是导致他死亡的那次。1915年，丁文江前往湖南
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他本不必亲自去，但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
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在湖南，他首先游了衡山，步行直达山顶祝融峰。后来到谭家山
煤矿勘察，他又一直下到矿洞底部。回到衡阳，由于伤风，他生了炉火，结果当晚煤气中毒。此后，由于救治过程
中的一系列失误，1936年1月，丁文江病逝于长沙。他的挚友胡适说，丁文江在湖南，“在游兴和责任心的
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游衡山时，他曾即兴赋诗数首，
其中一道《麻姑桥晚眺》写道：“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所谓“诱惑”，对于丁文江来说，其实正是根源于一个“出”字。丁文江对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一段话
颇不以为然：“中国读书人专好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
做地质调查，岀希望甚少。”丁文江反驳道：“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1914年，在留英
回国三年后，丁文江独自到云南进行地质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过程中，他和“万里遐征、奋然西行”的前辈
徐霞客实现了神交。后来，他整理《徐霞客游记》，配上地图，并且还编撰了《徐霞客年谱》。按照研究
者的观点，徐霞客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原本并无重要影响，甚至被其同辈和后代称为“离经叛道”，正是身为
科学家和文化领袖的丁文江，通过多年努力，才把徐霞客的著作从湮没无闻中“挽救”出来，成为现代中国的思想
资源。1916年，地质研究所首批学生毕业典礼，丁文江代表教师训话，激越地描述了地质调查的莫大乐趣
：“此中佳境，虽南面王亦何以易？况吾国西部诸山脉，如昆仑、如南山，皆坐待诸君之游屐，他日登绝顶，
揽奇胜，则泰山不过一小阜，西湖不过一泥沼耳。”如果说这些还只是丁文江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外出游历
的“游兴”的话，那么，一个科学家能被当时知识界尊为领袖人物，恐怕更多在于他兼济天下的出世
“责任心”。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后，院长蔡元培诚聘丁文江出任这一协调全国学术研究
的重要职务。因为在蔡元培看来，“在君先生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普通科学家未必长于办事，
普通能办事的又未必精于科学，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如在君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早在
1916年，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所，丁文江就任所长。这是中国现代成立最早的科研机构。在丁文江的领导下，
该所迅速成为中国“最有光彩”的学术机构，在国际学术界也赢得了声誉。那时，丁文江的办公室桌上，总放着
用毛笔抄写的胡适为他翻译的一段外国诗句：“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年后，胡适写出了《丁文江的传记》，我们读到，当日凌晨3时，胡适落
下最后一笔，认定这些丁文江“最喜欢的句子”，是他“最适当的墓志铭”。丁文江一生保持着“干政”，
的热情。上世纪20年代，他和同人们办《努力周报》，在军阀割据局势下提倡“好人政府”。30年代，
他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发表政治时评。他有感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极端落后，一些军官军军事
地图都看不懂，曾诚心向孙传芳建议，由他来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的军事学校。与丁文江同为中国地质学科
开创者的章鸿钊，在他去世后曾赠一副对联：“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
以来，始信自强不息；数交游中，唯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丁文江
早年曾习诗明志曰：“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在他1935年所立遗嘱中，提到“于余身故时
即以所故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最后，这个一生受“出”之诱惑的人，果真葬于出行之地，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