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阿媛出生时，钱钟书曾写就一阕“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杨绛则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阿媛的的存在，并没有使得钱钟书对杨绛的爱少一丝一毫，反之，他更珍爱她了。在阿媛懂
事后，每逢生日，他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他也没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说：“我们
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媛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媛呢？”事实上，他是不忍杨绛
受生育的艰难和痛苦了。
在阿媛一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仨一起回国。
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而杨绛则留在了沦陷的上海。时年，在
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她担任了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唯一一次做“
行政干部”，为期不过一年。素来，她自谦“我不懂政治”，然她却是那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的
高材生。
她不是懂，是不想碰“政治”的是非，只想安安静静做他贤惠的妻子。
事实上，她确实做得特别好。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却在她泰然周旋下败兴而归，因为她早已第一时间将钱钟
书的手稿藏好了。解放后，她又亲自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来修好曾经因钱钟书
写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的隔阂。还有，她家的猫咪和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欲拿起棍
子为自家猫咪助威，她连忙劝止说：“林的猫是他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
正如此，她的贤惠淑德、沉稳周到，成了痴气十足的钱钟书社交上的一道润滑剂。
正如此，有着贤妻的钱钟书，在事业上也是如沐春风。在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
鬼》时，他在自留的样书上为他贤惠的妻子写下了这样无以匹敌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
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在这一生一世里，最懂他的，终是她。
在他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时，她写在每集片头上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
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表露了她对他
的懂得。
曾经，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
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于是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
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回国后，多年里他们都居无定所，漂泊着经历了相濡以沫、经历了相互扶持，直到1962年8月，
他们一家三口才乔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四个房间的居室，加之一个阳台，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舒
适的家，在这里，他们朴素、单纯、温馨如饴地度过每一个相守在一起的美好日子，各自做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
只是，时光静静流逝，再美好的故事也还是总有那谢幕的一天。
多年后，她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
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人生相聚有之，分离亦有之，如同天命，是注定，再伤悲也是要承受的。
杨绛自是体味这人生之味，所以在阿媛去世时，钱钟书还重病卧床之际，她以80多岁高龄，怀
揣着丧女痛，仍坚持着每天去往医院探望钱钟书，心伤在心，无一丝一毫外露，还百般劝慰钱钟书，
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她如同过往，依旧用自我的坚强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的家。
她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
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怪不得，无数文人艳羡他们的爱情，感叹他们——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有着
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
于我，更觉他们彼此的深情，是那岁月里的静水流深，生生不息。